有的做起專職“滑竿”，有的抱團跑貨運，有的主動“觸網”求變……

靠負重謀生的重慶“力哥”悄然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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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滑竿”“棒棒軍”“挑水工”等為代表的重慶“力哥”曾聞名全國，他們以棍棒、繩索為勞動工具，靠負重勞動吃飯，為千家萬戶提供便利。記者采訪了解到，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力哥”們有的在景區做專職“滑竿”，有的抱團跑貨運，還有的主動“觸網”求變，借助互聯網實現悄然轉型。

近日，一位旅游博主在重慶武隆天生三橋旅行途中，將雇人抬轎上山(當地稱為“抬滑竿”)的視頻上傳到網絡，隨后遭到網友“花錢糟蹋他人尊嚴”的指責。然而，也有更多聲音認為，“你出錢，他出力，靠勞動吃飯為什么不可以”，提倡對勞動者給予平等的尊重，看到他們的實際需求。

記者注意到，以“滑竿”“棒棒軍”和挑水工為代表的重慶“力哥”曾聞名全國，他們以棍棒、繩索為勞動工具，靠負重勞動吃飯，為千家萬戶提供便利。鼎盛時期，這支隊伍超過40萬人。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不少游走在大街小巷的“力哥”，逐漸發展出正規運營團隊，并借助互聯網悄然轉型。

網絡“聚光燈”下的滑竿師傅

隨著互聯網短視頻的傳播，“抬滑竿”已經成為重慶各大景區的一道人文風景，許多游客慕名前來打卡，也為不少力工提供了就業機會。其中，在天生三橋景區從事滑竿服務的就有68人，他們的年均收入在5萬元左右，平時每天約有20人常駐景區，向游客提供服務。

據介紹，景區主要招收附近身體素質較好的村民進入，由轎夫和游客自行商量價格，一趟收費不得超過400元。同時，景區方面不向轎夫收取任何費用。

“網絡給我們帶來了生意，增加了收入，卻也砸了我們的‘飯碗’。”在天生三橋景區從事滑竿服務多年的倪師傅便是前述網絡事件中的轎夫之一。倪師傅告訴記者，近年來，景區轎夫“抬滑竿”的視頻經常出現在網絡上，讓不少年輕的游客感興趣，特意前來嘗試，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然而，由于網絡上同時存在的一些質疑，讓部分想要乘坐滑竿的游客感到害怕，擔心被人拍下視頻之后遭遇網暴。近日，“坐滑竿事件”的持續發酵，造成了重慶武隆、奉節白帝城等景區轎夫業務量驟減。倪師傅說：“最近半個月，我一共只做了6單生意，收入只有1300元左右。”

該景區轎夫的經歷是重慶“力哥”一邊吃到互聯網“紅利”，一邊遭遇新煩惱的縮影。記者在走訪中注意到，對身處網絡時代的重慶“力哥”來說，互聯網讓他們站在了“聚光燈”下，受到更多的關注，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業務量、增加了收入，也讓他們成為了被熱議的對象，飽受“過分同情”的煩惱。

倪師傅表示，希望網上傳的是“轎夫靠力氣吃飯，游客付錢買服務”的皆大歡喜的內容，而不是出于過分同情而胡亂指責，“畢竟，我們要靠力氣養家”。

從“單打獨斗”到抱團轉型

盡管網絡關注給“力哥”們帶來了新的煩惱，其中仍有不少人瞅準了“互聯網+”的機遇，通過數字平臺抱團轉型。

“我們靠一個扁擔、兩個繩子，就能挑起整個家庭，可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謀生方式逐漸被淘汰，不轉型就意味著‘吃不起飯’。”今年48歲的王強說。從2004年開始，他就是重慶“棒棒軍”中的一員，憑著年輕力壯、肩挑手扛一直干到了2016年，觸摸過“力哥”的黃金時代，也體會過“最后的贊歌”。

隨著年齡逐漸增加，體力下降，傳統的“棒棒”業務也有所減少，王強一直琢磨著謀一條新出路。“我當了十多年的‘棒棒’，看著很多老兄弟，每天為了生計發愁，心里也不是滋味。”2017年初，王強與另外兩名“力哥”湊了12萬元，買來兩臺二手面包車，主要承接遠程、大宗貨物的運送業務，月收入最高時達3多萬元，比當“棒棒”高出了數倍。

2018年6月，王強看到了數字平臺對運輸業務的推動效應，趕緊在幾個網約拉貨平臺完成注冊，以擴大業務來源，并叫來了3名還在做“力哥”的老同行，組建了一家名為“強有力”的搬家公司。他告訴記者，以前的“力哥”都在單打獨斗，如今，大家都開始抱團轉型了。

“盡管還是在吃‘力氣飯’，但收入比以往更穩定，并且在一起干活、掙錢，心里也踏實。”58歲的廖秀海笑著說道，“以前雇主都叫我們‘棒棒’，現在雇主稱我們為‘師傅’。”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各大網約配送平臺上，許多重慶當地的搬家公司創辦人都有過當“力哥”的經歷，其團隊成員也多是“棒棒”、“滑竿”或挑水工出身。與此同時，不少還未轉型的力工，也建起了交流群，忙不過來時，大家就會在群里分享業務。

主動“觸網”尋求職業變通

除了承接搬家公司的臨時工作任務，部分仍在單干的“力哥”們也有了自己的“觸網”求變方法，即憑借經驗優勢轉行為外賣配送員。

9月15日下午2點，46歲的周大友從渝中區解放碑的一家奶茶店取走兩杯奶茶后，騎著電動車往送貨地址疾馳而去。30分鐘后，奶茶如期送至客戶手中，他的手機立即顯示出這一單的收益為4.6元。

“同樣是運貨，4年前，我還要肩挑背扛，送的貨最重的有一百多斤，最輕的也有十幾斤。”周大友的老家是重慶巫溪縣，曾是一名煤礦工人，煤礦廠關閉后，便一直做臨時工謀生。2011年，他來到重慶朝天門碼頭當起了“棒棒”。

剛到主城時，周大友給人送貨平均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后來，隨著網購和快遞物流的發展，“棒棒”的業務越來越少，加上自己身體出了毛病，干不了重活，他在2018年購買了一輛二手電動車，開始送外賣。

送外賣的第一個星期，因為不熟悉導航軟件，周大友收到了6次超時投訴，只掙了不到三百元錢。隨著對軟件和配送流程更加熟練，他的收入有了明顯提升，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掙到8000多元。其他“棒棒”聽說后，紛紛向他“取經”，原來長期在解放碑、朝天門游走的十多名“棒棒”也放下了扁擔，送起了外賣。

“重慶力工們向‘新’而行是一種必然。”重慶市人社局相關工作人員認為，隨著互聯網的深入發展，以及現代服務業等新業態的加速成長，快遞、閃送等新興職業涌現，這讓傳統力工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轉行轉型的趨勢不可阻擋。

業內人士認為，不論是去景區做專職“滑竿”，還是開著汽車跑貨運，又或是“觸網”送外賣，重慶“力哥”們的轉型既有被動卷入的影響，也有主動求新求變的考量。融入互聯網時代，意味著“力哥”的職業生涯有更多的可能性，他們的就業狀態也有更多機會得到改善和優化。

黃仕強

來源： 工人日報